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研究综述
引言
金融产业集聚，即“金融资源与地域条件协调、配置、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金融产业成长、发展，进而在一定地域空间生成金融地域密集系统的变化过程”，主要表现为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人才、金融制度等向特定区域集中，并当集中一定程度后向周边地区发生扩散与辐射[1]。狭义的区域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区域内的社会总财富的增加，用货币形式表示，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用实物形式来表示，就是各种产品生产总量的增加。广义的区域经济增长则还包括对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以及产品需求量的增加[EB/OL]。随着金融产业和区域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金融产业集群指标来研究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区位商，行业集中度等指标。因此本篇综述将从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两个方面整理国内外学者在数据整理方面采用不同模型的研究现状，从而为政府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提供参考。
二、金融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金融集聚现象日益得到重视，众多专家学者展开了积极的研究。西方对于金融集聚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方法。我国于2003年才开始引入金融产业集群这一概念，之后才展开了关于金融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一）国外研究综述
Tobin（1955）首次将金融范畴中货币因素纳入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中，开启了学者对这一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视[1]。
Raymond W. Goldsmith（1969）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分析了1860-1960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创造性的将金融相关率作为一种指标进行研究，以此得出了结论：在不同的国家中，国名收入与金融相关率是正相关的，国名收入会随着金融相关率的提高而增加[2]。
Mikinnon（1973）提出“经济抑制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体系的过分行政管制会扭曲金融市场功能，使金融工具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将束缚经济合理快速发展。Shaw（1973）则提出“金融深化论”，对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系进行分析，强调了两者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建立模型探究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承诺能够确使在金融发展的同时经济能稳定均衡增长”的结论，还指出由于经理人掌握有关股票的相关信息，资本资源可以因此进行更有效率的分配[2]。
Jose和Pablo（1995）选取OLS法，研究了1960-1985年间的100个不同国家的相关经济数据，认为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只存在部分相关，且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表现程度不一。
Levine（1997）首次提出金融功能观，创造性认为金融工具具有五种重要功能，且每项功能均可提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并以此促经经济增长[1]。
Beck等人（2000）在肯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关联的基础上，探究了私人储蓄率、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积累三者的内在联系。得出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与私人储蓄率、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14]。
Yin-chao（2007）则建立了涵盖经济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四指标考核对国内外金融中心进行评价。
Baldwin和Martin提出“本地溢出”模型，即LS模型[14][15]。以LS模型为基础进行理论分析，经济存在长期均衡的不同情况有两种，内部均衡和核心-边缘结构均衡。内部均衡是指金融资源并未自由流动并集聚于某一区域，而是按照初始状态的资源禀赋，在南部和北部均衡分布，且南部、北部经济稳定协同增长。核心-边缘结构均衡是指几乎所有的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并在北部集聚。
（二）国内研究综述
谈儒雅（1999）为了探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分析了我国1993-1998年间每一季度的相关经济数据，采用OLS分析法，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张凤超、王亚范（2000）探究了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认为金融业值的上涨扩大了区域内的资本投入，并使得这一区域内的要素生产率有所增加。并且提出实行区域差别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彻底分离政策性融资和市场化融资以健全金融组织体系以及培育规范适合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三大建议。
徐权勇（2004）以金融业集聚为研究对象，借鉴了外国的发展经验，着重分析了英国的金融业集聚发展[2]。
张志元（2006）在总结金融业集群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系统地评述了形成金融产业集聚的动因、集群效应机理以及发展演进机理等方面。
马丹（2007）创新的建立了一套系统的金融产业集聚程度评估指标体系，主要金融规模、经济总量、金融基础这三个大指标18个细分指标。并且将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引入到金融产业集聚程度的评估中，用于详细的测算金融产业集聚程度[3]。
武志（2010）通过戈式指标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评价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得出的结论：金融产业的发展和集聚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也是金融发展的内在根源[4]。
尹梦璇（2014）把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引入到经济学研究框架中，体现了物理学、金融学、区域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与渗透。
崔凤龙（2015）采用金融产业区位商指标对蓝色经济区进行金融产业集聚程度的研究，结果显示：该地区不同城市金融产业集聚程度存在差异，总体还没有形成金融产业集聚形势。同事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模型对蓝色经济区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1]。
戴平生（2015）探讨了基尼系数的相关性质和算法以及如何应用区位基尼系数。区位基尼系数与方差，赫芬达尔指数一样用于反映研究对象的差异程度。区位基尼系数越大，说明产业份额、区位商差距越大，少数区域的产业优势越明显，产业的集聚程度越高[5]。
王超（2016）引入LS模型来分析北京金融集聚对北京的增长效应，利用AK模型来分析北京金融集聚对周边区域地区的辐射效应，为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同时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方法，定量分析了北京金融集聚对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6]。
张鹏飞（2016）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个角度出发分析金融集聚对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二、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进展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经济自由化的加速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一）传统区域增长理论研究
区域增长理论主要由新古典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均衡增长理论所组成。前者如索罗模型，强调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区域之间的均衡，不平衡只是短期现象。后者代表有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的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理论，主要强调政府干涉实现均衡增长。
二战之后，为了解释现实经济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应运而生。主要代表理论有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赫希曼的核心-边缘理论和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市场力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11]。
（二）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研究
罗默、卢卡斯、杨小凯和诺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分别从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分工演进和制度变迁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使经济增长理论的侧重点和方向发生了转移。
80年代以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关于国家贸易分工、国家贸易原因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观点。该理论认为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现象。
90年代克鲁格曼等人开创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运输成本引入理论分析中，研究产业集聚、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等问题。集聚还是分散由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作用强弱决定[10]。
四、总结
综上所述，采用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EG指数等原有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在测量金融产业集聚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且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因此选取区位熵作为衡量金融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而如何通过该方法处理数据也成为了论文研究的关键点之一。此外，由于不同区域原始数据的不同，回归分析也有所差异，在论文中主要采用格兰因因果检验来研究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EB/OL].http://baike.sogou.com/v59455837.htm?fromTitle=%E5%8C%BA%E5%9F%9F%E7%BB%8F%E6%B5%8E%E5%A2%9E%E9%95%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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